“1964年4月12日,你们厂里有个吗?”邓小平刚迈进兰州504厂的大门,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。接待人员一愣股票配资平,下意识点头。几分钟后,一位瘦削的女研究员戴着厚厚的眼镜走来,邓小平笑着说:“你丈夫在北京四处找你哩!”
这场有些戏剧化的相遇,把一段长达三年的“人间蒸发”公之于众。追溯过往,王承书的轨迹始终与国家需要紧密重叠。1912年,她出生在上海书香门第,父亲是进士,母亲出自扬州名园寄啸山庄。家世优渥,却没有将她束缚在闺阁。1930年保送燕京大学物理系,她是上下两届唯一的女生。四年后拿到硕士学位,接着与导师张文裕订婚。吴有训作证时调侃:“你俩凑在一起,物理系再想出状元就难啰。”
抗战爆发,夫妇辗转昆明西南联大。1941年,密歇根大学宣布奖学金仅限未婚女子,王承书不服,写信直接挑战规定,结果录取通知照样寄到昆明。她单枪匹马赴美,一年后张文裕受普林斯顿邀请,同登北大西洋班轮。两人联手发表“王承书—乌伦贝克方程”,在统计物理圈炸开锅。导师乌伦贝克私下说过:“这姑娘要是留在美国,诺贝尔评委早晚得记住她的名字。”
1949年,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密歇根的那天夜里,王承书关掉实验室的灯,用中文低声对丈夫说:“咱们回去。”美国国务院马上发禁令,限制理工科华人离境。夫妻俩的申请表被驳回一次又一次,拖了整整七年。1954年,他们在邮局门口读到一则新华社电讯: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,留美科学家可自主返国。两人没多想,把积攒的资料装成三百多个包裹寄往北京,家具干脆转送邻居,掐断了退路。
1956年11月,携六岁儿子归国。北大安排王承书讲授热力学,可科学院急缺铀同位素分离理论人才。她一句“听组织的”,从零起步啃核物理。1958年,热核聚变研究室筹建,再次点名。王承书依旧三个字:“我愿意。”她在回国火车上把苏联资料全译成中文,抵京后连夜排课,硬是两年拿出可行方案。
1961年,第三次“改行”的机会摆在面前——气体扩散铀浓缩。钱三强有点不好意思,再三叮嘱保密,并且提醒:“这次地点偏远,可能十年见不到家。”王承书笑了笑:“只要计算对,哪儿都行。”随后她从北京消失,连张文裕也只收到一句简短留言:“外出公干,勿念。”
兰州504厂海拔高、昼夜温差大,车间里上千台离心机像风暴一样轰鸣。理论班底不足,她带几个年轻人夜以继日算公式,手摇计算器每天磨出血泡。有人劝她注意身体,她摆摆手:“设备等不及。”1964年1月14日,第一批合格高浓度铀产出,电报送抵中南海,主席批示两个字:“很好。”任务完成,可她仍留在厂里优化流程,一干又是四个月,直到邓小平视察时才“被曝光”。
被“找”回北京后,她只向丈夫解释一句:“国家机密,不能说。”张文裕点头,接过行李,又把她送进另一间办公室——这次是离心法铀分离,她照例答应。二十多年里,王承书从未在公众场合讲过自己的功劳;1978年离开一线,转而培养新人,七十多岁还在改课程表。1994年6月18日,她病逝于北京。遗嘱里提到三件事:十万元存款捐希望工程,遗体交医学研究,全部科研笔记留实验室。
整理遗物时,家人发现一张夹在计算草稿里的旧便签:“无论任何条件下,坚决完成任务,必要时牺牲生命。”简简单单二十个字,几乎概括了她的一生。试想一个人在国际学术舞台即将大放异彩时,能拐弯走向戈壁深处,并坚持二十年,这份决绝并不常见。她不是唯一的“隐姓者”,却是极少数三次跨学科、三次完成“从零到一”任务的科学家。核工业的档案今天仍然保留“王承书模型”字样,说明当年那些手摇计算器上的数字没有白费。
有人问张文裕,夫妻分离那些年后悔吗?老先生说:“我的研究生能在实验室找到,我的太太只能在中国的版图上找到。各有各的光。”这句话,听来轻巧,却道破一个时代的选择——当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交汇,很多人给出的答案和王承书一样:我愿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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